法的工具性价值与伦理性价值

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、以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，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社会规范。它自身具有工具性与伦理性双重价值。近年来，人们在研究法的价值问题时，通常是探讨法的内容所认可、调整与保障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中诸如秩序、自由、平等、效率等价值准则及其冲突，而较少关注法自身的工具性价值与伦理性价值的研究。而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对深刻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是十分必要的。

法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法是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，总是力求使法符合现实的需要，以便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。这就要求法律必须与现实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特点相吻合，必须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，必须考虑社会经济、政治与文化的现实条件。在现代社会，民主立法是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，它通过代议机关成员的充分辩论，通过专家和公众多种形式的广泛参与，使法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状态及其调整的需要和可能。所以，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办事，就是依照多数人的利益办事，这比依照少数人的好恶来处理各方面的国家事务要高明得多。这就是法的认识世界的功能，也是实行法治比实行人治要好的一条重要理由。

法改造世界的功能是通过法自身的特殊性质和作用来实现的。法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有规范、引导、评价、预测、教育、惩戒等功能。法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，使人们有章可依，有规可循。法的内容体现事物的发展规律，能指引人们按规律办事，从而得到更大的自由。法的内容构成的整个社会控制系统，可以使人们预测社会未来的发展，预测个人行为的后果，从而决定自己的作为。法的内容、形式与精神中总是渗透着一定时代的伦理观念，可以教育人们区分真善美与假丑恶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。违反法律必然招致一定的法律后果，触犯刑律还将受到刑事制裁，这可以警戒人们要遵纪守法。这些作用集中到一点，就是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和人自身素质的提高。法体现国家的意志，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，从而使法的这些作用能够得到广泛的有效的发挥，这是政策、道德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规范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。

法除了具有工具性价值，还有伦理性价值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，依法治国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”。这一论断的基本含义是，实行法治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，它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和标志。其根本原因在于，法自身具有伦理性价值，它同社会正义（平等、公平、公正等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，法的伦理性价值的实现有很大的差异。当然，这只是就法的应然性而言。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和国度里，统治者会制定和推行某些严重违背人类正义的“恶法”（最典型的例子是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的法律），但这只是法的正义属性的异化。这样的法也终究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。

法同社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。首先，这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需要有法这样的社会规范来调整，社会正义需要有法去维系。有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与冲突，是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。如社会的生产、分配与交换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有秩序；但人们的本性却要求自由，而且这种自由对社会与个人又都极为宝贵，这就会产生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矛盾。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维护需要有权威，这就会存在管理与服从、政府与公民的矛盾。人人都希望享有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，就会在利益的享有与道德的追求上出现矛盾。所有这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与冲突，都要求有一种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社会规则去调整与控制。如果社会没有法律，那就必然会出现无政府主义，或者出现种种利益受侵害的事情，社会势必处于一片混乱，社会正义也将不复存在。其次，法同社会正义密不可分，这也是由法自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。法具有一般性、公开性、平等性和不溯及既往性等特点。这些特性都具体体现或必然导致社会正义。法是针对一般的人和一般的事制定的，而不能就某一人某一事立一法，这就要求每个人都共同遵守它，并可以防止某些歧视现象出现。法必须公布周知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是伴随法而与生俱来的。早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提出：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之谓大治。”这是因为，法律面前不平等，就会丧失法的公正性，法也不可能有权威。法“不溯及既往”的含义是，不能用现在制定的法，去处理人们过去发生的行为，否则，是不公平的。因为，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规定，人们无法遵守。当然，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。极个别的某种严重违背人类正义的社会公认的罪行，法律可以追溯。